核心提示：12月4日，在化州市北岸区“化州市养猪协会”办公室，徐伟光久久注视着墙上的14块牌匾，全然不觉香烟即将燃到手指。“这是协会十年发展历程的见证。”徐伟光告诉记者。牌匾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先进民间组织”、“先进单位”等文字赫然在目，只是有的依然光彩熠熠，有的却已锈迹斑驳。12月23日，“化州市养猪协会”即将迎来它的十周年“诞辰”。十年，对徐伟光和这家“广东省最早的县级养猪行业协会”来说，走过的是一段不寻常的道路。

　　养户维权催生协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化州市养猪规模在粤西地区名列前茅，但行业管理却十分混乱。

　　徐伟光回忆，当时政府对生猪收购实行“一把刀”政策，即由政府统购统销。政府统购导致一方面收购价格偏低，另一方面又经常违规收费。

　　2000年下半年，38户养猪大户决定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畜牧局任职的徐伟光，由于熟悉政策，同时也有丰富的养猪经验，被他们推选为主要负责人。

　　徐伟光带领养户走上了维权的道路，他们通过向上级反映问题、求助媒体等方式，最终迫使化州市相关部门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收费政策。

　　维权取得的成效，让养户看到了联合的力量。经过一番协商之后，38户养猪大户决定动员化州市的养猪户联合起来，通过成立养猪协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0年12月23日，经过筹划之后，“化州市养猪协会”呱呱坠地，徐伟光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政府扶持发展迅猛

　　“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办会方针，以及对化州市养猪行业服务空白的填补，“养猪协会”不仅引起了化州市养猪户的兴趣，也引起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关注。

　　“协会刚进入筹备阶段，化州市一位副市长就向我们表示了支持。”徐伟光告诉记者，这位副市长当时对他说，化州市的养猪业要发展，需要一个为养户服务的农民组织。因此，他希望这个协会能办好。

　　政府的支持很快落到了实处。1998年10月25日开始实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因此，政府部门就允许养猪协会将从饲料、兽药厂家低价批发购入的饲料和兽药，在增加少量的运输费用和利润之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协会会员，即所谓的“服务性经营活动”。

　　“允许增加少量利润，这实际上是政府对我们的‘关照’。”徐伟光认为，协会会员从这种“代购代销”的“服务性经营”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协会也从中获得了维持运转的经费。随后，协会每年3-6次的培训活动也搞得红红火火，有时候由于来听课的养户太多，同一内容的培训不得不分两天进行。

　　各种奖励和荣誉也接踵而至养猪协会先后被评为“茂名市先进民间组织”、“广东省先进民间组织”、“茂名市科协工作先进单位”等，连续几届周年庆典均不乏省、市各级领导的身影。

　　2004年底，养猪协会会员达到了空前的422人，全市养猪大户基本都已加入协会，化州市养猪协会一时声名鹊起，门庭若市。

　　官民博弈遭遇危机

　　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打断了协会如日中天的发展势头。

　　2005年初，有会员向协会反映当地畜牧局对每头生猪收取防疫费4元、耳标费1元，而根据省农业厅下发的文件，这些费用是不能收取的。

　　为了维护会员利益，徐伟光再次采取了向上级反映情况、向媒体求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很快，在各方压力下，化州市畜牧局进行了整改，这两项违规收费也被暂时取消了。

　　然而，在收费被取消两个月之后，市里的相关领导提出，希望协会能帮他们做做养户的思想工作，这两项收费能不能只收一半。

　　“当时我们也是体谅到政府部门的难处，同时也觉得还是需要他们的支持，就同意了。”徐伟光告诉记者，但事实上除耳标费没收外，每头猪4块钱的防疫费一分没少收。

　　维权行动功败垂成，徐伟光和养猪协会不光得罪了政府，也得罪了养户。

　　“养户骂我们，说明明告状赢了，为什么还要收费？政府部门指责我们在带领养户‘闹事’。”回忆当时的遭遇，徐伟光觉得自己和协会“很冤枉”。

　　事件的影响继续发酵。2005年8月，养猪协会的账户“因为欠税”突然被化州市税务部门查封了。

　　“我们微薄的利润连维持协会运转都不够，怎么突然就说我们欠税？”徐伟光猜测，这是地方政府在“杀鸡儆猴”。

　　2005年底，480多户会员有一大半退会，协会会员一度只有100多户，红火一时的协会，一时冷清了下来。

　　新政出台走向分裂

　　尽管与政府关系变僵，但协会的活动依然搞得颇有声色。到2007年初，协会会员又“回暖”到了200多户。

　　然而，危机再次悄然来临。

　　由于在防疫费等问题上与政府对垒，政府对协会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2007年1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经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随后，政府不再对协会进行免税“关照”，协会如果要继续为会员“代购代销”，就必须转为合作社。

　　2008年初，协会8周年庆典刚结束，近200名会员开始商议成立合作社。然而，商议刚一开始，就发生了分歧。一位副会长在会上提出，合作社应该按股份制改组，他当场表示自己愿意入资100万元入股。他的提议遭到了部分会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这将导致协会沦为少数人控制的“股份公司”，而协会这些年积累的一定资产，也将归入大股东门下，小股东则获利甚微。

　　会议不欢而散。2008年11月，这位副会长带着协会一班人马组建了“化州市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理事皆为资产过百万的养猪大户。

　　徐伟光和他的“化州市养猪协会”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2009年初，剩下的158名会员在经过商议之后，决定在保留协会的同时，新成立“化州市协和养猪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社员股金被限制在1000元到5000元之间。

　　曾经显赫一时的化州养猪协会，从此一分为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维权无力现状堪忧

　　“化州市养猪协会”和“化州市协和养猪专业合作社”采取的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形式运作，尽管多了一个称谓，但养猪协会当年的辉煌却再也难以重现。

　　合作社成立之后，协会从厂家手中拿货的商品，按照市场价出售，这种价格回升不仅使得客户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协会会员难以再享受以前的那些优惠。

　　徐伟光坦承，随着合作社经营性的加强，协会的服务性质正在渐渐减弱。今年9月份，有协会会员向徐伟光反映，国家政策规定每头母猪的100元补贴，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发到养户手上了。

　　“这些事情我现在不想管了，因为根本管不了也管不过来。”徐伟光表示无奈。2007年当地政府拖欠母猪补贴，他当时通过求助媒体，最终在茂名市政府的干预下才将补贴发了下来，但是2008年一切又卷土重来，母猪补贴费仍然拖欠。

　　徐伟光表示，现在合作社主要功能是经营，协会的服务和维权功能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些年经过的风风雨雨，他已经感觉身心疲惫。

　　“我今年58岁，干完这一届，我也就退休了。”徐伟光说。

　　作为农民组织，廉江市和寮镇“和兴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虽与“化州养猪协会”不尽相同，但二者内在的发展阶段，却惊人地一致。

　　12月5日下午，在廉江市和寮镇，记者见到了“廉江市和兴养猪专业合作社”前理事长潘耀光，这位曾经名声在外的“广东省首家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现在一门心思都放在扩建自己的第三个养猪场上，曾经的合作社，他已不再关注。

　　“合作社一开始在政府的支持下搞得红红火火，但搞了两三年，没什么成绩。”潘耀光告诉记者，由于对合作社发展的失望，他在“主政”一届之后，毅然辞职。

　　2006年底，由于养猪疫情复杂，和寮镇的许多养殖大户开始了联合防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7年初，尝到甜头的养猪大户们开始商量建立合作组织、维护养猪户利益的问题。

　　2007年8月10日，“和兴养猪专业合作社”挂牌成立。随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合作社在短期内迅速发展，一年之内，和寮镇的50个养猪大户全部入社。

　　“政府扶助合作社，一方面是为了促进本地区养猪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树立一个合作社建设的标杆。”潘耀光回忆，在合作社刚搞起来的时候，隔三差五有人过来“取经”，地方政府赚足了面子。

　　然而，随着合作社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和兴养猪专业合作社”的示范意义日渐递减，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少，光环褪色的合作社，渐渐提不起政府的支持热情。

　　潘耀光告诉记者，合作社在发展的过程中，对政府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什么事情都想找政府解决，这与当初成立合作社时发挥养户自主性的初衷，明显是背道而驰。

　　2009年，潘耀光辞去合作社理事长职位，此后，和寮镇的很多养猪户也和他一样，虽然挂名还是合作社的社员，但实际上，却已经不再关注合作社。

　　合作社渐成形式，但并不代表养户不再需要合作组织。潘耀光向记者透露，近两三个月以来，和寮镇的一些养户又在筹划成立一个新的合作社，现在正在动员他加入。

　　“他们让我去当社长，我还在考虑。”潘耀光告诉记者，他的顾虑是，如果新合作社重走原来合作社的老路，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记者观察 唯有政府转型协会才能壮大

　　“化州养猪协会”和“和兴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向我们展现的是一部政府与农民组织关系的变迁史。

　　这部变迁史包括五个阶段，五个阶段往复交替，并且首尾相接。第一阶段，农民从自身利益需求出发，希望通过建立农民组织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阶段，政府觉察到农民的动向后，感觉这种联合也符合政府的利益要求，于是支持农民组织的发展；第三阶段，农民组织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同时，很容易和政府进行利益博弈，而政府部门则日益感觉到农民组织的尾大不掉；第四阶段，政府开始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通过改变政策和介入组织管理等手段，试图引导农民组织的发展方向；而农民组织则被动的做出选择，逐渐屈服于政府的意图；第五阶段，根据政府意图改头换面之后的农民组织，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当初自发组织起来时的初衷，走向了形式化。此后，这些农民组织要么变质，走上另外的发展道路，要么走向消亡。而农民在失去原来利益需求维护组织的情况下，又会试图组织新的组织，进入新五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开始进入新一轮“关系变迁史”的循环。

　　以史为鉴，兴替可知。“变迁史”向我们昭示，农民组织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太强，另一方面，则在于农民组织太弱。

　　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介入必将会影响农民组织的发展。实际上，在现阶段，政府对农民组织进行扶持，从本意上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如何找到政府扶植与农民组织发展的最佳结合点？

　　制度的不完善和相关政策的缺失，纵然是关键之一，但如何定位政府的角色，才是问题的根本。或许，只有政府角色实现了由“统治型政府”和“治理型政府”，向“服务性政府”的“转型”，这些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

　　这一切，似乎还很遥远。（刘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