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风呼呼地吹着，

月光明明地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1918年1月，《新青年》首次发表白话诗九首（胡适4首，沈尹默3首，刘半农2首），是为中国新诗的滥殇；沈尹默（1883.6-1971.6，杰出的学者、诗人、书法家。“五四”运动时期，沈尹默作为北大名教授，和鲁迅、陈独秀等人轮流主编《新青年》杂志，并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了如《月夜》、《三弦》等著名的白话诗篇，是中国新诗的最早倡导者之一。）的这首《月夜》赫然便是其中之一。一定程度讲，正是因了这首诗的存在，中国首次面世的这一小批现代诗歌作品才可以说真正地显示出现代性。

    新诗之“新”首先在于其精神和灵魂的新，这就是思想的现代性。到任何时候，从“五四”的大背景看来，中国人的思想的现代性的获得仍得从接受“科学”与“民主”理念说起，视之为真正的开端。“科学”的精神，意味着人类整体与自然的分离，从自然的混沌中觉醒，用客观的眼光打量自然；“民主”的精神，则意味着人的个体的觉醒，思想解放、个性独立遂成为一时代的普遍追求。概而言之，中国人有了主体意识。主体性的获得，自然也就成为中国文学之现代性的核心内涵。那么在文学上，主体性诞生的一个最为鲜明的标志便是这首《月夜》中“我”的出现。

    中国的传统诗歌中，是没有“我”的（除了屈原）。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我”都被消解在“自然”中，这是中国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在文学／诗歌中的体现。我们去读一读王维的诗，便不难明白：“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诗中，人是有的，但都不是主体的人，他们和自然之间没有区别，只能认做“自然”的一个自然性组成部分。再比如，“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也是如此。只有在新诗中，“我”才大量地出现，并与客体形成对立或并列关系，只要一翻开各种各样的新诗集，我们便不难看到“我”在到处张扬着自己。正像《月夜》中的“我”，不再是臣服于任何权威或统治者（“顶高的树”）的无人格的奴隶或奴才，也不是消融于“自然”之中的一个没有独立存在意识的组成部分，而是敢于和任何外在客体比肩而立的存在主体。由于这种主客体的分离与对立，诗歌便呈现出与古典诗歌完全不同的新意境，即以戏剧性的矛盾及其统一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意境。

    于是，作为最早发表的白话诗之一的《月夜》便不仅是新诗诞生的一个标志，也是真正的新文学诞生的标志。